1948年冬天，石庄城里飘着雪花。城南名叫“状元坊”的小馆子里，却热气腾腾。几位身着军装的干部围桌而坐西双版纳pvc管道胶水 ，桌上摆着几盘并不丰盛的菜，气氛却格外欢快。有人提议：“今天得开瓶茅台庆祝！”正说着，朱德放下筷子，半开玩笑地摆手：“不喝茅台，陶汉章这是中了状元，我们要喝他的状元红。”
句话，引得满桌人哈哈大笑。表面上看，只是顿普通的“牙祭”。可在这顿饭的背后，是部人民解放军参谋制度逐步走向规范、走向成熟的历史，也是个红军少年的军旅轨迹，从“参谋教员”路走到世界军事学界前沿的漫长历程。
有意思的是，就在这顿饭后几十年，在遥远的海湾战场上，美军海军陆战队指挥官的案头，悄然放着本薄薄的书——《孙子兵法概论》。署名“陶汉章”。这位在“状元坊”被调侃请客的解放军少将，很难想到，自己写下的几本书，会先后被黄埔军官、国民党参谋、美军将认真翻阅。
、从南昌书生到“陶剑清”：游击战术写在花纸上
故事要从上世纪三十年代说起。1931年，江西南昌的街巷里，个十三岁的少年背着书箱走进城里的学校。这个少年叫陶汉章，出身书香门，可命运却并不宽待他。刚到南昌不久，父亲因病去世，境急转直下，求学之路蒙上层阴影。
在那个山河飘摇的年代，很多热青年读着读着书，就走上了另条路。陶汉章也不例外。读了几年书后，他决意投身军旅，考入冯玉祥的汾阳军官学校。校里讲战术、讲兵器、讲参谋业务，下了整套正规的军事基础。之后，他又参加了吉鸿昌的抗日同盟军，在司令部做参谋，既干文案，又跑前线。
可惜的是，抗日同盟军在日军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夹击下难以为继。冯玉祥被迫下野，吉鸿昌于1934年在天津遭暗。部队土崩瓦解，许多人各自谋生。陶汉章听说老江西有红军，便辗转回到南昌，摸索着找到了红六军团的队伍。
这次选择改变了他的生。红六军团任弼时见到这个年轻人后，听说他是从军官学校出来，又干过参谋，眼前亮。当时红军里有实战经验的多，受过系统军事教育的，却并不多。任弼时当即决定：“小陶留机关，先搞教学宣传。”
就这样，陶汉章被派到红军学校教战术、教单兵技术。对很多红军战士来说，识字不多，理论书本看不进去。要教，就得有教材；没有教材，就得自己编。陶汉章嘴上不太乐意，心里想当“真参谋”上前线，但任务落到头上，也只好硬着头皮干。
1934年，他利用在军校学到的知识，边总结边授课，写出了《军事问答100题》训练纲要。内容非常朴实，都是“什么叫进攻”“什么叫御”“什么叫追击”这类问题，问答，短句为主，让连队战士听就懂，背就会。
问题来了：书写出来了，用什么印？中央苏区当时为困难，纸张紧缺，只能到处搜罗。战士们从外面找回叠叠五颜六的纸，有包货的纸、旧文件纸，还有各种碎。陶汉章和同事就用这些纸油印，本训练纲要印出来，翻开看，竟然是花花绿绿摞，很有些“土气”，却实用得很。
靠着这样的“花纸书”，许多红军战士次系统接触到战术概念，起仗来不再凭感觉。这些看似简陋的小册子，在长征前后的中央苏区部队里，流转得很快。
长征开始后，陶汉章跟随部队踏上漫漫征途。翻雪山、过草地，书稿捆好塞进背包，路没丢。1936年红军到达陕北，他被调入红军大学继续搞教学工作，教学、总结、再教学西双版纳pvc管道胶水 ，这个路线在他身上已经悄然成形。
抗战爆发后，1937年底到1938年间，他又被调到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任教。那时，部队驻在山西五台县苏子坡，批批青年学生奔赴延安、奔赴前线，参军的速度远远快于干部成长的速度，参谋和连排长都很紧缺。
也就在这段时间里，封从重庆寄来的信，改变了他另重身份。
二、战火中的书桌：从《游击战术纲要》到《参谋工作》
1938年前后，八路军政部主任邓小平带来了封信。信纸抬头是“三联书店邹韬奋”，大意很明确：希望八路军写本关于敌后游击战争的书，供全国各战区军官学习。
邹韬奋当时在重庆主办三联书店，国民党军中不少进步军官，也通过各种渠道关注八路军的敌后战场经验。游击战怎么，八路军是行，他们想从实战中取经。
邓小平把信交给随营学校校长韦国清，两人计，适人选其实就在眼前——陶汉章正在给学员讲游击战课程，既有理论基础，又直做教学总结。
任务下达时，陶汉章明白“分量不轻”。游击战是红军、八路军从与火里摸索出来的经验，要把经验提炼成理论，且能让国民党军官听得懂、用得上，这不容易。麻烦的是，手头几乎没有现成资料，只有各部队散的战斗总结和自己的课堂讲稿。
他索“关起门来”捋思路。提纲写了遍又遍，改了十多次，从游击战的目标、组织、战术，到与群众关系、交通联络、安全保密，试图做到条分缕析。写作期间，部队在山西多地辗转，他只好把未完成的稿子随身带着，战斗间隙继续写。
辛苦的是，当时缺少抄写、制图人员，寄往重庆的每章书稿，他都要亲手抄遍，自己画战术图、部署图，自己校对，不允许含糊。写完章，就寄出章，三个月下来，总共约十七万字，分十五章，书名定为《游击战术纲要》。
不久，这本书由重庆三联书店出版。因为通信线路多被日军切断，书稿寄到重庆之后，八路军这边直没有再收到消息。倒是出版社寄来笔特殊的“稿酬”——大包邮票。那个年代，邮票几乎可以作为货币流通。
陶汉章把这堆邮票拿去“生活”，带着几位同学到小馆子吃了顿热乎饭。结账时他掏出叠邮票，老板愣了下，随即爽快点头。战士们笑得不行，觉得这“稿费”用得很有意思。
书印出来后，辗转流入各个战区。有些国民党军官在前线听课时西双版纳pvc管道胶水 ，拿到本封面写着“陶剑清”的《游击战术纲要》，认真研读，用来指对日作战。直到几十年后，作者本人才知道这本书的“命运”。
1989年，重庆图书馆里，位同志翻阅旧杂志，意中看到页图片：书名《游击战术纲要》，旁边配着年轻时陶汉章的照片，可署名却是“陶剑清”。他将这册孤本转寄给陶汉章，老将军这才在五十多年后，再次见到自己当年的书，并确认“陶剑清”是出版时用的笔名。
1994年，在北京黄埔军校七十周年纪念活动上，这段尘封的历史又被当事人唤起。当时已任军事科学院院长的陶汉章，遇到位从台湾来的黄埔老军人。两人谈及当年抗战，那位老人感慨：“1939年，我们在衡山集中学习八路军游击战术，有本教材叫《游击战术纲要》，作者是陶剑清。”
陶汉章笑着问：“还记得作者？”对答：“陶剑清。”陶汉章顺势拱手：“鄙人是也。”老人愣了好会儿，随即站起身，敬了个标准军礼：“原来陶先生就是当年的老师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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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红军简陋的油印教材，到战火中成书的《游击战术纲要》，陶汉章的“教书命”，似乎早早就定下来了。也正是这条路，让他终写出了那本在解放军内部广泛流传的《参谋工作》。
三、状元红与三百元：部《参谋工作》的身后
时间来到1947年。解放战争战局逆转，人民解放军从战略御转入战略进攻。此时陶汉章担任晋察冀军区三纵队参谋长，东征西战，参与指挥多个战役。战场态势千变万化，对参谋工作提出了要求。
也是在这个阶段，罗瑞卿找到了他。当时罗瑞卿任晋察冀军区政委，知部队急需大批训练有素的参谋军官。单靠老经验远远不够，须成系统地培训。
罗瑞卿开门见山：“现在解放战争得快，各指挥所扩建都需要参谋，办参谋训练班，保温护角专用胶你去抓这件事怎么样？”陶汉章心里直鼓。他愿意在参谋长岗位上指挥作战，立下显眼战功，改行教书，多少有些不甘，便说想再考虑下。
没多久，部队整训期间，罗瑞卿又提起此事。陶汉章不过，只好说：“那就看杨成武司令员同不同意。”杨成武当时是三纵队司令员，也舍不得放这位得力参谋。边是前线指挥，边是全区参谋骨干的培养，怎么看都很为难。
杨成武干脆开了个玩笑：“罗政委，这样吧，你写个条子，说明是‘暂借陶汉章半年’。”罗瑞卿爽快接话：“半年就半年。”说完真掏出纸笔写了个“借条”。就这样，“人事争夺战”在声笑语中定了局。
调离纵队后，陶汉章在参谋训练班担任教员，很快又被到重要的岗位。1948年夏，晋察冀边区军政干部学校成立，他出任教育部长兼参班主任。边授课，边整理教材西双版纳pvc管道胶水 ，将自己多年参谋经验和军区各部队的实践材料，系统梳理。
那段时间，他几乎把所有空闲都用在读书和写作上。军校里的人说他“读书读得昏头”，走路都在想问题，跟当年那个精明干练、精细的参谋长好像有些距离。可也正是这种钻劲，使得四五个月内，部三十万字的书稿成形——《八路军的参谋工作》，后来正式定名为《参谋工作守则》，解放军内部通俗地称为《参谋工作》。
这本书，不同于早年《军事问答100题》和《游击战术纲要》。前两本偏战术、偏基层士兵，这本则是针对参谋机关，系统阐述作战筹划、侦察情报、通信联络、后勤保障、文电管理等整套业务。对当时急速扩军的解放军来说，这是块“顶门的砖”。
书稿出来后，先在参班内部试用，学员反映很好。随后，华北军区和各野战军纷纷索要，华东野战军、二野战军、三野战军、四野战军都出现了不同版本的《参谋工作》，或略有删改，或根据本地情况加注案例。
陶汉章本人已经调入华北军政大学担任教育长。书稿正式通过评审后，军区党委门召开励大会。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亲自签发嘉令，励陶汉章三百元。
三百元是什么概念？当时普通战士津贴每月元，基层干部四元。三百元顶得上他六年多津贴。教育长谭述忍不住开玩笑，说要“吃陶教育长的大户”。于是有了文提到的那幕——大挑了个休息日，起去石庄“状元坊”。
席间，有人提议开茅台，来场“隆重庆祝”。朱德笑着摆手，话锋转：“陶汉章出了这么本书，是中了状元。既然中了状元，就得喝状元红。”这个带点调侃的说法，既是对陶汉章的褒，也是对参谋工作的重视。
在很多人眼里，指挥员站在前台，参谋则在幕后，出力不讨好。可在连年激战的解放战争中，的参谋系统，就是军队行动的大脑。陶汉章这本《参谋工作》，从组织指挥到文书格式，从作战筹划到战后总结，把过去分散在老参谋脑袋里的经验，固定成了文字，后来的几代解放军参谋军官，几乎都不同程度接受过这本书的影响。
解放战争胜利在望之际，参谋制度的规范化，悄悄迈出关键步。
四、刘伯承、孙子与海湾战场：另种“军功”
新成立后，人民解放军开始由战争状态转向正规化建设。1950年，南京军事学院筹建，刘伯承奉命担任院长，肩负起培养新型指挥人才的重任。陶汉章被调往南京，参与军事院校的建设，又次回到了熟悉的教员岗位。
1955年授衔时，他被授予少将军衔。有人趣，说他是“参谋出身的少将”，战役、战术、教学三条线都沾边，但长于“拿笔杆子”。
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，南京军事学院的战役学课程，大量参考苏联教材，许多学员反映“听不太进去”，概念难懂，案例又离现实较远。刘伯承得知后，很快想到个突破口——用古代的军事经典，去开学员的思路，然后再讲现代战役。
有天，刘伯承把陶汉章叫去，直言不讳：“学员反映，现在战役学讲的多是苏联的东西，听着很吃力。咱们有自己的孙子兵法，能不能讲点？”陶汉章有些为难，他当然读过《孙子兵法》，可真要系统讲课，心里没底。
刘伯承看出他的顾虑，劝他回去再认真通读遍《孙子兵法》，之后再起研究。过了几天，他又通知陶汉章，把战役系的全体授课教员召集起来，开了个门研讨《孙子兵法》的座谈会。
会上，刘伯承率先发言：“孙子兵法十三篇，形式上是散文，里面有不少重复和雷同。依我看，可以归纳成几个核心问题来讲：智谋、兵势、奇正、虚实、用兵的主动和灵活，以及用间。”
这六个关键词，将原本看似散乱的古代兵法，整理成个结构清晰的理论框架。陶汉章在座，听得很认真，等于当场上了堂“孙子兵法理论课”。他在此基础上，开始反复琢磨：如何把孙子的古文，与现代战役结起来讲？怎么让学员听得懂，也用得上？
接下来几年，他边授课，边积累材料，反复修改文稿。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，这本酝酿已久的著作，才以《孙子兵法概论》为名正式定稿，并于1985年在国内出版。
书出版后，反响出预期。军事院校、参谋机关、研究机构都在阅读讨论。有意思的是，影响力并没有停在国内。常驻联国的位军事武官注意到这本书后，将其译成英文，交给美国纽约史特林公司出版。自此，这本源于古代兵法、现代战争经验和刘伯承理论指的著作，走出了国门。
几乎在同时期，美国军事界对东军事思想产生了大兴趣。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，海湾地区局势紧张，美军远征中东。战争到关键阶段，有人建议美国国部采购批《孙子兵法》类著作，以便从中汲取战略思路。
美国国部订购了百本英文版《孙子兵法概论》，发给参战的军官，尤其是海军陆战队指挥员。不久之后，美国军事书籍俱乐部、星条旗出版社也采购并荐这本书，使其在美军中逐渐流行起来。
某种意义上，美军指挥部门以为手中拿的是“孙武”，实际上读到的是“孙子加陶汉章加刘伯承”的综成果。后来经国内研究者核对，才搞清楚这本英文书的来龙去脉：封面清楚写着“陶汉章”的名字，只不过在当时的美国军中，知道这个名字的人并不多。
在些美军内部报道里，可以看到这样的描述：许多海军陆战队军官手边放着本《孙子兵法》，其中“不利久战”“兵贵胜不贵久”等观点被频频引用。对于他们来说，通过这本书，他们接触到古代军事思想的精髓，也在定程度上理解了“速决”“有限目标”的作战思维。
位美国国会顾问读完英文版《孙子兵法概论》后，特地给陶汉章写信，信中评价颇：“我读了你的书，不仅我个人受益，我相信所有读这本书的人，都能有所收获。”言辞朴素，却能看出对这部著作在实战层面价值的认可。
在谈到这本书时，陶汉章多次提到刘伯承的贡献。他很清楚，没有刘伯承当年的那几句度概括的分析，就没有《孙子兵法概论》的基本架构。对他来说，这本书既是个人心，凝结着老代军事的理论成果。
离休后，他还坚持读书、写作，几乎年年有新作问世。有人感叹他著述多、影响大，他只淡淡句：“很多同志也能写，比我还有理论水平。刘帅、陈毅、陈赓、许光达他们，都没有时间写。我这点东西，不上什么。”
2010年12月16日，陶汉章在北京逝世，享年九十三岁。数十年间，他从苏区油印教材，到抗战时期的《游击战术纲要》，再到解放战争中的《参谋工作》，以及新成立后的《孙子兵法概论》，路走来，既是参谋，又是教员，是把军队实战经验写进纸面的那代人中的代表人物。
如果说战功是刻在战场上的，那么他留下的这些书，就像刻在纸上的另种军功。在被称为“军队中枢经”的参谋系统里，部《参谋工作》曾经是许多年轻参谋的起点；在横跨东西的军事理论交流中西双版纳pvc管道胶水 ，本《孙子兵法概论》则搭起了座不太起眼、却相当坚实的桥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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